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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存疑 我必探求(组图)

浏览数:  发表时间:2021-09-19  

  我是在参加江苏中短篇小说研讨会的会议期间拜访黎汝清的。此前打过电话,他的家人说不便接受采访。我说,那就忽略我记者的身份,以同乡的名义,去看望老人。

  冒着大雨,我在南京中山北路转来转去,终于找到了17号楼。可是,这栋楼正在装修,看上去并不像有人居住。犹疑着拨出电话,还好,响了两下,就有人接听了,是黎汝清的夫人邓德云。

  她挂了电线岁的老人,步态矫健。四处是装修的噪音。她说,这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,像难民营。

  黎汝清从屋里迎出来,极其清瘦,呵呵笑着。邓德云对我的问候解释说,他耳朵不行,听不见,谁都不认识了。但她还是冲着他的耳朵喊:你的同乡来了。

  一边跟邓德云聊,我一边看黎汝清。他并不慢待,冲我笑,指着墙两侧挂着的镜框:“你看看这山,你看看这树……”我听这乡音听了40年,自然不会错听他说的每一句话,邓德云给我解释,我说不用,多么亲切的乡音啊!

  屋里已谈不上有什么摆设,因为整个楼都在装修,四处透风,所谓的客厅,集中了冰箱、微波炉、老式桌椅。邓德云说,家里乱得没法接待,不过平时也不过如此。她还是理解我,说年轻人为了工作,这么执着。她说,很为我的执着感动。

 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,聊天便敞开了心扉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大概也不只是这个原因,这些掏心窝子的话,深深打动了我。

  一个月后,我再赴南京拜访黎汝清。然而,两次采访后,文章却耽搁了一年之久。2015年2月25日,黎汝清在南京逝世,享年88岁。

  得知噩耗,我大吃一惊,眼前还浮现着老先生温暖的笑脸,他亲切的乡音犹在耳旁,怎么说走就走了?而我的文章还没有完成。是因为第一手的材料不够丰富?还是因为与以往的采访经历完全不同?我想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解释我的怠惰。我的良心因此备受谴责。

  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,黎汝清首先要感谢的是祖母,她虽然没文化,但很会讲故事。

  父亲是木匠,有时会去城里买些旧书。买回什么书,黎汝清就看什么书,不光自己看,还念给别人听。

  在学校,黎汝清最怕督学。因为督学一来,同学们就被弄得很紧张,复习课文、打扫卫生。

  而就是这个严厉的督学,在看了黎汝清的作文之后,也赞赏地拍拍他的脑袋说:“不错,不错。”那篇作文是《秋来了》——“秋来了,柳叶黄了,西风一吹,落叶纷飞,好像一群群金鱼在空中飘游。榆叶却由青变红变紫,飘落下来,像蝴蝶飞向花丛……”

  黎汝清在本村小学刚上完四年级,日军就占领了县城。学校解散了,他到王厨村上了一天半私塾,因为想家,退了学。

  那时的黎汝清曾经对乡村教师和中医先生非常崇敬,但是因为一个本族哥哥让他帮忙读了几本书,他被那些故事深深吸引,那几本书是《巧合奇冤》《绿牡丹》《杨家将》《水浒传》《彭公案》《施公案》《三国演义》。

  黎汝清像个贪馋的人,饥不择食,见到什么都想啃两口,生吞活剥,咀嚼一番。这也养成了他一种好读书的自学习惯。因为没有老师,许多不懂的地方靠自己去想。

  1943年7月,村里小学的王老师,把黎汝清和黎同兴两人约到学校,交给他们一项重要任务,就是参加纪念抗日战争六周年“七七”讲演团,到本区十几所学校巡回讲演。

  此时,黎汝清离开学校已经4年了。可是,本村的小学在1942年恢复,都是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,所以讲演团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俩身上。

  到了演讲团,他们傻了眼,因为大多数代表都在15岁以下,黎汝清15岁,勉强可以。黎同兴就不行了,18岁,一点儿也不像学生。

  一个演讲者的诗歌把黎汝清深深地吸引住了,那首诗的题目是《祖国——母亲》。那次演讲会打开了黎汝清的眼界,使他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,也渐渐地对那些武侠小说淡漠了。

  村里由抗日政府设了个邮递站,那里有三种报纸:《渤海日报》《曙光报》《前锋报》,这些报纸上有副刊,上面有新诗,文艺通讯和故事,还有漫画和谜语,这些都是黎汝清喜欢的。

  后来,谢东泉来到黎汝清家里养病,他曾在《曙光》报社当过记者。黎汝清从他那里知道了《殷夫诗选》,也知道了普希金、高尔基和莱蒙托夫。

  尤其是普希金的《致西伯利亚的囚徒》,对黎汝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——“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,

  1944年,黎汝清16岁。他非常向往新的斗争生活,可是从小没有离开过家的他,要参加工作,必须突破家庭阻拦这道难关。尤其是,和祖母难舍难分,黎汝清为此十分苦恼。

  这时正好有两个同学来找黎汝清,说是抗日政府在纯化镇办了一所中学,叫耀南中学分校。这是一所抗日政府创办的培养初级干部的公费学校,入校之后就算参加抗日工作了。

  在耀南中学分校,黎汝清只读了3个月的书,便去做拥参(动员大参军)工作,之后又被正式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工作,后任华东野战军纵队宣教干事。

  黎汝清参加过昌潍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上海解放后,他在上海警备区任宣传股副股长。就是在这里,他认识了妻子邓德云。

  邓德云17岁时进入文化教员班,后考上了上海俄专(现上海外国语大学),去学校报到之后,就住在学校。开学后第一个周末,有人回家了,邓德云没有家,也没有亲人,无处可去,就回到部队想再看看战友。

 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过去自己教的兵都走了,新上岗的兵又一个都不认识。邓德云被拦在门外,心里很难过。门卫问她找谁?她脑海中第一个蹦出了黎汝清。

  “我在会客单上写了黎汝清,找到了他的办公室。一见面,我就哭了,说真是人一走茶就凉!他笑嘻嘻地说,结婚吧,结婚就有个家了。”

  就这样,邓德云的履历上便有了清楚的记载:1951年参军,1954年考上大学,1955年元旦结婚。

 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,黎汝清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丈夫。他经常出差,放下背包第一件事就是写信,下一站到什么地方,也会写信告诉妻子,邓德云的下一封信就寄到那个地方。

  “送别”在影视作品中是个缠绵的情节,但对他们而言却稀松平常。黎汝清每次都走得匆匆,每次分别邓德云都没有去送过,回来也没有接过。

  “从认识开始我们就这样平淡,越平淡感情越深厚。”邓德云说,她最遗憾的是黎汝清给自己写的72封信。很多信都是诗歌,有的华美,有的深情,也有的谈工作。起初,她珍藏着这些信件,可是到“文革”时都烧掉了。

  结婚之前,邓德云和黎汝清就养成了晚饭后散步的习惯。她会把自己看到的、听到的事情告诉黎汝清,有时候他听了就能写出故事来。

  邓德云曾给黎汝清讲过一个故事,她的同学(出身军阀家庭)交代家庭历史时,讲到家里复杂的情况,痛哭流涕,班里12个学员也跟着一起哭,没想到后来却遭到批评,说她们没有阶级立场。

  黎汝清觉得这个材料很好,当即访问了这位同学的大哥晋怀岩,并就此写出《故园暮色》《故园夜雨》《故园晨曦》。

  “听一个故事他就能写一部小说。”邓德云说,《春雷》就是黎汝清出差时,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研究防火材料的专家,他便就此写了《春雷》,反映科学家的艰苦奋斗。

  黎汝清想象力丰富,但很多时候是为了完成任务,并非自己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。南京军区新四军的才子很多,但是很多东西,人家故意避开不写,他却从来不打折扣地接受任务。www.005502.com

  但是,到底承担了哪些不得不承担的事情,黎汝清不说,邓德云也不问。因为他从来不评价别人。

  1966年10月10日,由南昌开往北京的列车呼啸地向钱塘江大桥驶来,守桥的卫士蔡永祥看到前方有一根木头横在轨道上,于是飞奔过去把木头掀离,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  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,蔡永祥的牺牲一下子成为全国的大事。当时,要求宣传力度超过《欧阳海之歌》。于是,中央马上派工作组到杭州,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蔡永祥的光辉事迹。

  一开始,金敬迈接受了这个任务,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说写不出来,任务又交给了黎汝清。

  黎汝清提出对浙江地区不熟悉,于是组织上调了两个人来帮忙,一个是郭明伦,浙江省军区的干部;另一个是任斌武,当他们的助手。

  要写人物,黎汝清认为应该从童年写起,他主动承担了从童年到入伍之前的写作,另外的同志承担蔡永祥在浙江的情况。

  因为写了之后发现了大问题:谁放的这根木头?调查费了很大劲,也没搞清楚,案子一直未破。

  但是,材料整理完了,要向汇报。黎汝清提心吊胆,带着他写的27万字和公安部的调查材料一起去了。最后的结果是:不破案,这个英雄事迹不能落实。

  没发火。黎汝清把27万字丢在那里,回到了南京。南京军区怕黎汝清受迫害,为了保护他,派他到越南,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后,“文革”也接近尾声,黎汝清才又回到南京。

  很多人劝黎汝清写自传,他说太早了。邓德云半开玩笑说:“我替你写!”黎汝清也笑着说:“你笔力不行!”

  其实,邓德云心里明白,自己还真写不了,“没有什么好写的,我不是那块料。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常的人。”但就是这样一个“平常”的女人,在黎汝清身边,也帮着抄抄写写多年。

  文化大进军时,邓德云是铁路运输学校的教员。黎汝清业余时间创作《海岛女民兵》,邓德云则帮他用格子纸抄。

  抄完后,邓德云将手稿送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,等了很久被退了稿。在这之前,黎汝清在上海发表了很多作品,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长篇小说被退稿,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。

  后来,这部书稿在北京出版,一下子成为黎汝清的成名作,这部依据洞头女子民兵连事迹创作的作品,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,全国都流行一句话:“南京到北京,《海岛女民兵》。”

  那个时候,《海岛女民兵》被改编成各类剧种。邓德云就是在那个时候结识了叶至诚夫妇,他们把作品改编成话剧,赵青夫妻俩也来了,将作品改编成舞剧。

  出了名,黎汝清也不觉得兴奋。他不喝酒不抽烟,不爱吃不爱玩,是个工作狂。从1958年开始专业创作,他每年都有一部长篇问世,无论当时还是现在,都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最高产的作家。

  黎汝清写作一般都很顺利,有时候一天写七八千字。他为人很好,很容易跟人家谈得来。很多编辑愿意找黎汝清约稿,因为人家一约,他就答应,然后就拼命写。

  有的编辑到家里跟黎汝清约稿,说走的时候要交给我!黎汝清就说:“好,好!”等编辑走的时候,果然就能交。

  有时候和出版社签合同,黎汝清脑子里的作品只是个想法或者雏形,也可能只是一个提纲,但这并不会对他的创作构成障碍,更不会影响作品质量。

  这种倚马可待的功夫是黎汝清从小练就的。在上海警卫区当党委秘书时,领导喝茶的工夫,他就把简报写出来,写完领导签字,很快发到报纸上。

  废寝忘食是经常的事情,不写完不睡觉。吃饭时,邓德云在外面敲窗子,一次又一次,饭都热了好几遍。黎汝清不在乎吃剩饭,对生活没什么要求。

  黎军所理解的父亲,和母亲全然不同。他说:“父亲退得太快了。他是正人君子,非常豁达。有一次回老家,他曾经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:我干了自己喜欢干的事,有些人认为还不错,仅此而已。”

  黎军对父亲的作品很感兴趣,最早的时候,他看过《皖南事变》的初稿,并和父亲交流过意见,大概讲了七点看法。

  书出版后,父亲到北京开作品研讨会,会后他对黎军讲:“你说的七点,研讨会上提到五点。”黎军感觉到,父亲对此很高兴。

  从《皖南事变》之后,黎汝清写了《碧血黄沙》、浮沉三部曲(《故园暮色》《故园夜雨》《故园晨曦》)等,黎军认为,比较好的作品是《黄洋界上》。

  “他做了能做的事情。而且因为他的豁达和简单,对很多事情看得很淡。在军队作家群里,中国革命史里涵盖的所有阶段,从最早的作品《万山红遍》《叶秋红》《雨雪霏霏》一直到《湘江之战》,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他都写到了。”黎军说,父亲的作品中,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原型的。

  《海岛女民兵》就是依据洞头女子民兵连的事迹创作的。黎汝清曾于1964年到1965年两次去洞头,和女子连、驻军六连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  小说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期,在海防前线的一座小岛上,一支女民兵队伍在党的旗帜指引下,以顽强的英勇精神,进行反特剿匪、保家卫国、成长壮大的故事。小说主人公“海霞”,就是女子连英雄群体的代表,同心岛就是洞头岛,书中的半屏、北岙镇、东沙等都是洞头的真实地名,而且很多情节都是从女子连身上直接采撷下来的。

  黎汝清很要强,出海前没坐过海船,吐得连坐都坐不住,却从来不喊一个“苦”字。

  1987年之后,黎汝清相继完成奠定他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领域重要地位的《皖南事变》《湘江之战》《碧血黄沙》。

  军事历史研究专家朱清泽评价说——“与其他作家相比,黎汝清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,就是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败仗,一部是长征期间的《湘江之战》,一部是《西路军》(《碧血黄沙》),还有一部就是《皖南事变》。人民军队艰苦奋斗,英勇顽强,与敌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歌颂的,而黎汝清写的这三部历史性小说,则总结了我军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,这对人民的教育特别深刻,对人民的启迪也特别深刻。从这一点来说,我们应当感谢黎汝清同志对总结我军历史经验教训所作出的贡献。”

  “一旦存疑,我必探求。”这是黎汝清在创作上的追求。他的写作很苦,对于史实材料总是一点一点、一年一年地查。

  在邓德云的印象中,黎汝清的写作特别注重深入采访,注重搜集一线岁的黎汝清写出《皖南事变》,引起很多争议,也遭到人身攻击。《湘江之战》《碧血黄沙》发表后,他完成了革命战争题材的“三大悲剧”。

  《皖南事变》《湘江之战》……无论写哪一段战争,黎汝清都将敌我材料研究得很彻底,不愿意有一点假,否则他觉得对不起读者,对不起良心。他生性耿直,做人和做事从不违背自己的底线和原则。

  “他写东西很自信。家里人多,他就在壁橱里搞个台灯写。他经常讲,壁橱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。”黎军说,父亲从来没说过自己对哪一部作品满意,也很少自己评价。

  黎汝清滴酒不沾。有一次情况特殊,他调到南京后,参加春节会餐,司令员给每个桌敬酒,走到黎汝清这一桌时就说:“听说黎汝清不喝酒……男子汉不喝酒?我不信!”

  胡石言跟黎汝清一桌,赶紧说,医生不让他喝。说,那就别喝了!尴尬就这样过去了。

  黎汝清从来不过生日,一是因为生日似乎从来没搞清楚过,母亲说他属龙,1928年出生,档案里却是1927年4月;二是因为过生日比较麻烦。

  黎汝清跟家乡的感情很深。但凡老家山东博兴来人,不管认识不认识,来了就招待,他从来不让人觉得离开了家乡就忘了本。

  “我们是非常平淡的夫妻。我照顾他,像个护工——真是个护工,基本不离开他。”黎汝清生病之后,邓德云在医院陪护,夜里就靠一张行军床;回家之后更是不离左右,她怕黎汝清跌跤,常常是黎汝清翻个身她就能醒。

  “我很普通,他到现在也叫我小邓。从医院回来后他说,我准备上火葬场了,送走了我你再走。你是最好的护理员。我说,我知道,我有责任把你送走。”邓德云说,黎汝清一向脾气很好,结婚五十周年时,孩子们都回家凑热闹,她讲了两句,说争争吵吵五十年,这么快就过去了。黎汝清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:“是你吵啊,我可没跟你吵过!”

  的确,在这个家里,邓德云是一家之主,因为过去黎汝清一年有八个月在出差,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支撑。

  黎汝清喜欢讲笑话,很幽默。当年在上海,邓德云在闹市区钱包被偷,回到家她故意发火,心想一发火黎汝清可能就不会说她了。丢了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,黎汝清反而安慰她说:“明天早上还你个钱包。”

  怎么还呢?写诗,黎汝清写得快,一晚上就写一首,第二天就拿着诗歌对邓德云说,稿费够你买钱包了。

  5年前,邓德云跌了一跤,手腕骨折,洗脸吃饭都是黎汝清帮忙。老伴儿嫌他太笨,他讲:“对一个82岁的男护士,不要要求太高。”老伴儿一笑,就过去了。

  进入老年,黎汝清的视力不行了,记性也不好了,但是仍然坚持看报纸,不看心里难过。有时候,他的脑子很清晰,总说:“我是没用的人了!”有时候,他也看电视剧,看着不大合理就说:“要是我就不这么写。”

  黎汝清常常会有些想法冒出来。大多数时候,他看儿童节目、体育节目、动物世界、抗战题材的电视剧,他做梦都会讲抗战的事情。新闻是必然的,歌舞则是从打仗的时候起就喜欢看的。

  邓德云曾多次劝黎汝清写自传,他不写,说:“还早。”他想先完成那些不吐不快的战争题材作品。

  邓德云至今仍不明白,她猜测有可能是过度治疗。黎汝清是因为腰疼去的医院。他疼得大汗淋漓,疼得“生不如死”。

  医生建议黎汝清用一种药,15万元,需自费。邓德云没犹豫。她说,只要能治好病,多贵也要用。可是,医生接着说,周恩来是这种病,撒切尔也是这种病,如果能治好,不早就拿给他们治了吗?

  是不是保姆给黎汝清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?邓德云每次回家,都看到黎汝清处在昏迷状态。那段时间,他没怎么醒过。可是当他醒来时,基本成为“废人”。

  清醒的时候,黎汝清常常对老伴儿说:“我成废人了,也不能写,也不能干,还要拖累你。”

  那时,黎汝清只认识邓德云一个人。孩子们回来看他,他已经完全不认识了;当然也有“狡猾”的时候,来人问他:“你还认识我吗?”他笑道:“咋不认识,老战友!”

  邓德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,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她的语气很平淡,却让我一再哽咽。

  采访结束,我希望黎汝清能为我签名。邓德云说,试试吧,不知道能不能写。她对着黎汝清的耳朵说:“写你的名字啊,好好写!”

  “写黎汝清啊?”他拿起笔,在书的扉页上写下“黎……”邓德云很高兴,捏着我的胳膊说,不错,今天不错,还能写!